明朝古代建筑特色-禮制和宗教建筑

禮制建筑是指在禮治和宗法制度觀念的支配下建造的祭壇寺廟建筑，用于祭祀和朝拜，以證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統。看看明朝的歷代記錄，中后期皇帝似乎只有一件事就是祭祀祖先和山川。如果他們不按時祭祀，就會受到言官的批評。禮制建筑和祭祀活動是加強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的基本工作，也是象征皇權后壓向全民的權力話語。象征手法也成為禮制建筑的特殊詞匯和突出特征。只有達到象征的境界，才能在全民心中產生傳播皇權威嚴的效果，創造神權君權的神話。?

明朝是南宋以來歷經數百年混亂又重新統一的漢民族大一統政權，挑剔的說是自大唐以后重新恢復了漢族政權版圖的大帝國，他們也深感必須取締“胡化”的影響，重新傳播漢文化，于是出現了禮制建筑的最高潮——超過了漢唐，宋元更不在話下。這本身就是一種流行的傳播行為，是一種點一面的傳播，受眾面很大，有世代的影響。

明朝不惜一切代價從事軍事建筑和禮制建筑。軍事建筑有長城、海衛城堡，禮制建筑種類繁多，規模前所未有。首先是太廟和國家祭壇。北京抄襲了南京宮城前的左祖右社。為了表達追養和報復，本質上是在加強民族權力和神權。社會是五土之神，國家是五谷之神。歷史上，社會早已被視為國家的代表。早在商周時期，就形成了一套祭祀國家的制度，這是一種原始的祭祀活動。根據禮制，從京師到地方州縣都要建國壇。明朝規定，藩王還應在其分封的王城建立一個國家祭壇，其規格比京都矮一半。標準統一的推廣是中國特色的傳播。

其次，根據郊區祭祀的禮制，有各種各樣的祭壇建在壇：祭祀天地、日月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祁谷壇、先農壇、先蠶壇；有岳廟、鎮廟等。按照天南地北的儀式，天壇位于南郊，地壇位于北郊。按照天圓地方的理念，天壇是圓的，地壇是方的。天壇占地280公頃，約為紫禁城的4倍。乾隆年間，祭天的圈丘又擴大了，壇面、臺階、欄桿的石頭數量是9倍或9倍。站在圈丘壇中心喊叫，能聽到很大的回聲。

無梁祈年殿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觀，光緒十五年被雷火焚燒，十六年按原樣重建。天壇的建筑藝術不僅符合嚴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而且具有完美的審美效果。它是用中國的象征技術做到的。例如，主體建筑的平面是圓形的，以象征天空；各種數量為9或9倍，以附加天的陽數，并符合周日360天的天象數。祁年殿內外三層柱的數量象征著四季、十二月和十二小時，所有主要建筑都使用藍色琉璃瓦來象征天空。通過這種形狀、顏色和數量的處理，它們很好地表達了禮儀制度所要求的含義，確實產生了宗教教化的效果：面積大、建筑少，突出了自然主題。大片松林襯托出莊嚴的氣氛。周圍的圓桌就像一個縮小的宇宙，向上的趨勢增強了與天空相連的感覺。

第三類是祭祀文化名人的祠廟，如孔廟、孟廟、關帝廟、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這是直接的教育宣傳和形象工程。無與倫比的自然是對大成圣先師孔子的崇拜。從京師到州縣都有孔廟，也叫文廟，由左廟右學的禮制主導，常與各級官學建在一起。全國各地的孔廟都是以曲阜的孔廟為基礎的——統一政權決定了這種復制、標準化的傳播模式，主要包括權星門、浮池、大成門、大成殿、禮儀舞蹈活動的露臺。

曲阜孔廟建筑歷史2000多年，以明朝建設為前所未有的宏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建設一個地方的例子，是基督教國家的教堂建設，因為上帝是上帝，教堂是普遍的，孔子是一個確切的出生地，所以儒家教育王朝加強唯一的話語中心，這本身就是禮儀！禮本身需要標準化和標準化，所以世界上的孔廟只有大小不同，沒有結構差異。這是復制傳播機制背后規定的一元化機制。

此外，各種祠堂和牌坊空前增多——也許只有明朝保留下來，尤其是地方政府為了表彰節義男女而建造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貞節牌坊，比如徽州。當時沒有電視、報紙只有靠這種方式來樹碑立傳、廣而告之，以推進民眾的道德水平。這種建筑的教育目的更加明確和直接，是禮制的實施和實施。建造祠堂幾乎是一種民族行為，魏忠賢建造祠堂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大家庭建造祠堂是一個常見的事實，宗法使家庭成為國家的重要細胞，民族權利是最日常的統治，建造祠堂加強凝聚力，祠堂往往是家庭的象征，也不是正式教育保持傳統有效的教育方式。

宗教建筑和明代不可忽視的景觀與禮儀建筑的性質相似。明代新建的寺廟主要包括南京報恩寺、靈臺寺、北京智化寺、山西崇山寺、永橡寺、金剛寶座塔、玻璃寶塔等。一方面，佛教寺廟建筑有標準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們也有復制傳播的慣性。

例如，山西崇善寺是朱元璋的三個兒子晉王為紀念生母而建造的。它規模宏大，整體布局模仿南京宮殿。它只是一流的，仍然是復制的。原來的寺廟被摧毀了，留下了成化時期描繪整個寺廟的總體圖片。正殿與前后配殿通過走廊連接，均為工字形，與唐代《戒壇圖經》所示的律宗寺有繼承關系——說明明朝的宮殿建筑基本上繼承了古代大型建筑的典型特征。

明朝橫向照搬也是搬古代的典范。另一個例子是北京朝陽門保存至今的智化寺，位于北朝南，山門內鐘樓和鼓樓分開左右，然后是智化門、智化殿和東西配殿。前半部分布局遵循輔會伽藍七堂系統，也是明代佛寺常用的布局系統。后半部分沿軸線布置如來殿、大悲堂、萬法堂等部分，有十幾個庭院。梁架斗拱和細節處理類似于清的做法，有宋代的形狀，縱向繼承因素很重。包括明代在內的古代佛寺布局一般采用縱軸庭院形狀，主要門廳布置在中軸線上，每座殿前兩側'I'；配殿，形成三合院或四合院，引導人們逐漸達到信仰的高潮。

明代喇嘛塔的建設一方面模仿元代，另一方面模仿明代同類建筑。例如，山西廣勝寺的飛虹塔在元代塔基遺址上重建，模仿明南京報恩寺彩色玻璃塔的鑲嵌方式。金剛寶座塔起源于印度，在敦煌壁畫上看到圖形，在明代有實物——北京正覺寺金剛寶座塔是最早的例子。五座密檐方形石塔建在平臺上，象征著必彌山的五座山峰。塔上覆蓋著喇嘛教風格的雕刻圖案。

道教和伊斯蘭教的建筑也非常熱鬧，特別是后者達到了全盛時期。許多著名的清真寺建于明代，集中在大運河沿岸、西北省和云南。元代保留的宗教寬容態度在明代仍有慣性，尤其是民間。明代回族人大分散，小集中，生活得很好。伊斯蘭教教民迅速增加，不得不擴建寺廟。它們的建筑既有世界伊斯蘭教建筑的共性，又有中國傳統的建筑裝飾風格，形成了中國伊斯蘭教建筑的獨特風格。由植物圖案、幾何圖案和文字組成，清新華麗，充滿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