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簡帛記憶與當代文化
記得帕斯卡爾（BlaisePascal）曾說過，思想形成人的偉大。我想說的是，思想也形成民族的偉大。在思想中，哲學和形而上學是其中深奧的部分，它們深深地承載著歷史的記憶和民族的命運這些說法都是似是而非之言。一點都不夸張地講，中國不僅有思想，也有哲學；不僅有哲學，也有形而上學。早在中國軸心時代的百家子學中，思想、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偉大時代就被開創。傳世的那個時代的子學經典，新出土的簡帛文獻中的思想和哲學文本，相互輝映，共同見證了這一傳統的古老，也見證了它的多樣性。
以宇宙觀、形而上學為例，新出土文獻不僅證實了道家是它的主要創建者，而且也證實了它有著多樣性的形態。就目前掌握到的文獻來看，殷周時期人們對宇宙和萬物的解釋主要是宗教性的。在從“三代”大傳統到東周新世界觀的突破中，有兩個思想范式的轉變具有革命性，一個是從“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主義的興起；另一個是從“三代”宗教到道家的自然主義的興起。不同于古希臘的“哲學突破”先是從“自然哲學”（philosophyofnature或nature-philosophy）開始，然后再轉到人類的自我意識上。中國的這兩種突破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并且是在思想的多元競爭中展開的。
相對來說，對儒家人文主義的興起人們沒有大的疑問，但對于道家自然主義這一革命性轉變的開端則疑問重重。這主要是由于道家早期文獻不足且又被過度懷疑造成的。如海內外一些學者把《老子》這部書看成是《莊子》之后甚至是秦漢時期的產物，認為古代中國的宇宙生成論出現得很晚，甚至到了漢代的《淮南子》才有了它的典型的形態。現在看來，這更是一種不實之論。戰國（中期前后———墓葬年代）簡《老子》（我推測是“部分陪葬本”）的發現，不僅證實了這一經典的早出，也證實了它早已創立了形而上學的最高符號“道”。如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第25章：“有狀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獨立不改，可以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三代”大傳統的超自然之“帝”和“天”被老子設立的形而上學之“道”所取代。
從新出土的帛書《道原》（屬于《黃帝四經》）、郭店簡《太一生水》、上博簡《恒先》和《凡物流形》等千古佚文可知，在諸子學中，道家學派對宇宙和萬物的起源、根源、根本更有興趣和好奇心，他是宇宙這部“天書”的最熱心的窺視者，因此，他們就成為中國的宇宙觀和形而上學的最初的奠定者。他們對宇宙生成提出的解釋，他們對宇宙和萬物秩序給予的說明，都是立足于本根性的“道”和“一”。結合傳世文獻，《莊子》一書發展了老子的“道”觀念，特別是它還提出了“氣化”的自然觀。《管子》“四篇”對“道”和“德”的解釋、《韓非子·解老》把“道”和“理”結合起來等，同樣也發展了道家的宇宙觀和形而上學。
整體而言，根據簡帛思想記憶，再加上傳世文獻記憶，中國古代早期思想和哲學的豐富多彩性不言而喻。這一時期作為中國的“軸心時代”——具活力和原創性的時代，是思想文化自由活躍和競爭的時代，是人們抱持強烈的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時代，是人們敢于擔當并紛紛為時代課題尋找答案的時代。雅斯貝爾斯描述“軸心時代”的偉大作用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期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歸，或者說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的動力。”
春秋戰國時代不僅為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典范性、為世界不同文明之間展開對話帶來了活力，也為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新開展提供了無限的精神資源和營養。現在，中國正在實現新的復興，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趨勢，未來的中國不僅要成為世界經濟和科技的大國，而且還要成為世界文化的大國，就像在歷史上的軸心時代那樣，重新燃起思想和文化創造的火焰。
為此，首先，我們要在傳承傳統與回答當代中國課題之間建立一種持久性的良性互動。因為我們不時仍然會遇到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的單向度立場。原則而論，思想和文化的創造總是對時代狀況和問題的一種深度思考和認知的產物，這種境況和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的創造又總是在對傳統的高級性批判（而不是簡單性的否定）中展開的。通過這種批判能夠過濾掉那些已經過時的東西，而將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變成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有機部分。
其次，我們要在自身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建立一種持久性的良性互動，真正克服將自身文化認同與攝取外來文化對立起來的立場和做法。如果說新思想和文化的創造總是對自身思想文化的建設，那么吸取外來的思想和文化就像一個人汲取不同的營養那樣總是有益的。在全球化時代，人類不同的國家和族群、不同的傳統已高度聯系在一起了，把自己封閉和孤立起來的想法既不現實，也不可取。我們既要避免自我中心主義，又要抵制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國主義；既要善于從他者中獲得啟示，以相互補充；又要善于從多樣性中尋找共識，以獲得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
再者，我們要在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智與相互之間的思想競爭和批評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思想文化的創新需要當代中國人文和社會領域的學者們，要有敢于充分運用自己理智的勇氣，要有建立思想和學派的勇氣，要有自立于世界思想和文化之林的勇氣。事實上，我們還缺乏這些勇氣，我們還沒有充分做好這方面的思想準備，不管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與此同時，我們要建立一種思想文化自由競爭的空間和相互之間真誠地展開對話和批評的氛圍。只要是創造性的東西，就是具有生命力的東西，也是能夠經受住歷史和時間檢驗的東西，當然也是能夠經受住真誠學術批評的東西。在漢語知識界和思想文化界，我們尤其需要培養這種批評精神。
最后，我們要在關懷社會、關懷現實與耐心的沉思和不懈的探索之間建立一種持久的良性互動。任何思想和文化的創新既是對社會和現實真正關心的結果，又是一種生命的學問，是高度專一和專注的結果。影響當代思想文化創新的一個消極因素是大量的社會誘惑在一定程度上腐蝕了我們的心靈，另一個消極因素是想當然地認為專注于學術脫離了社會和現實。
軸心時代的中國思想文化創造是世界性的典范，不斷地凝視和回顧這一典范，并從中汲取優秀傳統的力量，我們就能迎來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新開展。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